再过一个月，便是“阿里月饼事件”五周年。

2016年9月，在一次集团内部抢月饼的活动中，阿里安全部门的四个小伙利用“外挂”，多刷了124盒。

得知此事后，行政部门半小时便掏出了解约合同，四个“大盗”连工作交接的环节都省了，直接被扫地出门。

我当时的评论是：四个小伙有滔天之罪乎?阿里须“借汝人头一用”，以证清明罢了。

这五年，“月饼事件”成了公众反复诘问阿里巴巴的拷手。

所谓的“刑不上高P”、“桃色事件”再到新近的“醉奸门”，人们就一个标尺：你对抢月饼的人杀伐决断刚明，面对更挑战公序良俗的事，为何打下的板子既轻又慢?

124盒月饼可以是眼睛里不能揉进的沙子，也可以是面对镜头时深呼吸便可流淌的眼泪。我们以为看到了一个有高度“精神洁癖”的企业，却不曾想看到了它的价值观如内裤上的松紧度伸缩自如。

“月饼事件”即使有“杀一儆百”的“工作艺术”在，可也反映了彼时阿里的信息流通是顺畅的，小闹剧被领导层迅速判断为价值观上的大事体，证明他们头脑里有紧绷的弦，内心也有敬畏之法，像是建国之初，刘青山、张子善被课以极刑，彰显的是“坐江山难”，为长久计。

可对阿里来说，只不消五年，当女性员工发出重大指控，没有一级领导拿出积极跟进处理的措施，逼得事主只能通过食堂发传单、内网击鼓鸣冤的方式来寻求外部帮助。

不能保护好一个女性，是件很丢脸的事。一个企业让女性在遭受屈辱又丢下尊严找回尊严，是件很丢脸的事。

这五年，是互联网企业不断接受各方捶打的五年，是楼起楼塌的五年，是被公众不断质疑、祛魅的五年。

有理由相信，企业更多考虑的是生存或毁灭的大问题，更多考虑如何躲避对面的出击的拳头，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阐述与灌输，恐怕多有懈怠。